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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千万人极端通勤:有人单程3小时 自己的选择不应有怨也无需悔

一个新趋势是,除北上广深之外,极端通勤人群正在从非一线城市蔓延开来。各地城市的变迁,正在慢慢改造年轻人的生活。全国承受60分钟以上极端通勤的人口,超过1400万。

01精准的计划留给晓妍的时间只有3分钟。

早晨7:59,从江苏昆山出发、车次为G7503的高铁,即将停靠在上海虹桥站站台。晓妍已经提前走到第13节车厢的门口——那是距离出站口最近的车厢,从这里下车,再走到地铁站换乘,就能节约好几分钟。

车门一开,晓妍把包拽得牢牢的,怼开同样聚拢在第13节车厢的年轻人们,加速小跑起来。她越跑越喘,但不敢停下来——10号线地铁将在8:02分准时到站,她必须赶上,再坐上40分钟,然后步行900米,抵达最终的目的地——位于上海长宁区伊犁路的公司。完成这趟距离约为58公里的通勤,她需要耗时大约1小时40分钟。

和晓妍一样,匆忙地往返于昆山和上海之间的上班族不在少数。今年6月的一天,提交沪昆通勤申请的人数达到95102人次,通过这个数据,人们终于直观地感受到极端通勤人群的庞大。与此同时,每天早晨9点的312国道兆丰路检查站,还有超过3万辆车通过核验,离开昆山,朝着上海飞驰而去。

这群人拥有相似的早晨——时间被标准化到分,严丝合缝地安排在公共交通的站点里。上海高铁出行的话题里,有人教大家怎么“3分钟之内在虹桥站换乘地铁”,其中一条秘诀是搞清楚“2号线在左手边,10号线在右手边”。一位名叫辰暮的网友,总会固定出现在同一节地铁车门——那里准确对着换乘站的电梯。出站换乘班车后,他还会熟练地坐到右边靠窗户的位置,这样等车掉头后,就不会被强烈的阳光晒到无法睁眼。

根据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发布的一份报告,单程时间60分钟以上的通勤,被称为“极端通勤”。《报告》显示,44个国内主要城市中,单程时间60分钟以上通勤比重为13%。2021年,全国承受60分钟以上极端通勤的人口,已经超过1400万。

为了逃脱极端通勤,北京一位名叫奇異学士的皮划艇爱好者,尝试在晚高峰时期划船,走水路下班回家,他从安定门西边入水,一路途经北护城河,从下水到上岸,只花了35分钟,遇到拦垃圾的浮漂,就直接用小尾鳍加速冲过。一路上,不仅有碧绿的垂柳作伴,还有好奇的围观人群。同样,在晚高峰的上海,一位从事金融行业的女士,买了一张东复线浦西的轮渡票,只花了2块钱,就顺利躲过地铁拥堵和隧道堵车。在缓缓前行的轮船上,她没有错过那个傍晚的金色晚霞漫天。

但绝大多数打工人没有这样的机会。极端通勤的他们,心头总是记挂着时间。一位过着双城生活的程序员,需要每周一从北京乘坐飞机前往杭州,参加公司的早会,为了精准地赶上最早的一班飞机,他习惯周一早上不系腰带,以免因为安检多耽误两分钟。

济南女孩方桦的公司距离住处120公里,她想尝试乘火车上班,但在前一天晚上就感受到了焦虑——去火车站要打车,她怕打车没人接单,又怕路上堵车,耽误了唯一的车次。一位严谨的IT男生,干脆用代码写了一个“高铁购票辅助软件”,帮助他一次性调出未来30天的时间里,惠州南和深圳北列车的所有余票和已购票信息,防止错过合适的节点。

一切举措,都是为了防止意外出现。一位驾车通勤于城乡两地的县城公务员,有严重的里程焦虑,400公里里程的电动车,她必须要在前一天晚上充电到330里程,才能放心睡去。

某些情况下,极端通勤的风险还会再次被放大。深圳的待产妈妈宜霖,每天都需要乘坐高快巴士,从龙岗、龙华、再到南山,横跨四个区去上班,这样的路程,她一直坚持到预产期前一个月,这条大巴线路的轮班司机们记住了这个准妈妈,“看着我的肚子一天天变大”。但这个季度,她还是迟到了12次,刚好抵消了全部的加班工资。又一次濒临迟到,她狠狠心,花了117元打车,回去后和丈夫大吵一架,要求他马上去租新房。有人告诉她,“孕妇最好不要挪窝动床”,为了孩子,她最终放弃了搬家的计划。

02改造睡眠8:02,精准卡点的晓妍,终于顺利融入浩荡的地铁大军,她开始感觉到困意袭来。这个点儿,她没有吃早饭,另一种昏沉感从空空的胃里蔓延出来——晓妍起床的时间是6:45,宁愿不吃早餐,也要多睡几分钟,赶路的时候再跑起来,就更顾不上胃了。

是的,当通勤路程变长,人们不得不先丢下睡眠——调整不了车程,就只能调整起床的时间,这成为他们唯一能掌控的东西。

来自武汉的企业员工美玲,会模仿美剧里的“麦瑟尔夫人”,特意不拉窗帘睡觉,以保证自己会被清晨太阳的第一束光照醒。通勤车程超过1小时的张哲,因为担心早八和晚八的限号,干脆5:30起床,提前两个小时把车开到公司楼下,再安心睡上一个回笼觉。

许默几乎已经把睡眠时间压缩到极致——5个小时。他每天从河北廊坊到北京上班,4:30起床,往返通勤需要花费6小时。住在北京平谷区的王濛更夸张,他得赶那趟凌晨5点出发的首班852线公交车,到东直门换乘地铁,再坐上一个小时——起床时间被他调整到早上4点。

早起会让人看到城市的另一面。方桦觉得,清晨6:00的济南,是一天里最安静的时候,尤其是冬日,遛狗的大爷也起不来,大街上空荡荡。来自上海的工程师张枫,总会在出门时看看自己孩子的睡颜,羡慕又不舍,他出门的时候,天还没亮,只有小区里的垃圾车在进出。

极端通勤的路上,总有很多人在和困意作战。6点出头,沈阳最早的那班地铁上,总会有52岁的保洁阿姨芳姐。这之后,她还得再倒上两回公交,全程预计两个半小时,才能抵达雇主的家。中年人觉少,但在地铁上,芳姐只需要3秒钟就可以入睡,“只要坐在车上就困”。如果前一天是做商场保洁的工作,那就入睡得更快——得等到晚上九点商场关门,才能开始工作,到家时,已经是凌晨三点。

来自天津的医生郭志鹏,把车载音响开满,大声唱歌来刺激神经,一位说唱歌手的《沧海一声笑》效果最好。14年来,他一直往返于天津城区和滨海新区之间,常常在做完数台手术之后,再开车50多公里回家,他的心跳不断加速——精神高度紧张和集中之后,人更容易犯困了。

只是,困是每个人都无法控制的生理本能。王濛已经学会了在地铁上站着睡觉,这成为一种“基本操作”。一位通勤时间长达两个半小时、为了抢地铁位子而5点起床的网友,惊讶又不意外地发现,人的精力是有限的,哪怕他可以精神百倍地坐上地铁,但到了9点,工位上的同事们刚刚进入工作状态的时候,他就已经困了。

完整睡眠的代价,是高昂的房租。深漂女孩孟思思选择住到南山区的公司附近,在家里就能看见公司的银色大楼。有一回,眼看要迟到了,她还没有下地铁,就已经进入公司打卡软件范围。她的房租是每月6000元,几乎是一个月的工资。

与之相反,另一位乘坐沪昆高铁通勤的女孩,不舍得多花房租,也想节约通勤费,她没有忘记在12306上积累的上万积分,1积分可以抵扣1分钱,她兑换了10张票,节省下265.5元。

1996年出生的上海女孩袁飒,也愿意牺牲睡眠时间,花一个半小时、乘坐13站地铁去上班。她住在上海浦东郊区,一个月的房租只需要2300元,省下来的钱,她都用去做了医美项目。她最青睐的项目是骨膜,往眉骨、鼻子、苹果肌里注射液体,还打过8回瘦脸针,前后花了接近20万。她还想继续攒钱,因为骨膜效用是5年,而瘦脸针只能管半年。

03职住分离极端通勤的人们发现,生活的容错率正在变小,时间成了一切的主导。从萧山前往余杭通勤的上班族小嘉说,23站的地铁,让自己约饭的选择变得局限——回家去附近吃,吃到饭的时间太晚;在公司附近吃,吃完饭的时间太晚,会赶不上地铁,“来回预留3小时的行程,足以击溃一切social的欲望”。

极端通勤在消解生活的趣味。比如凌晨5点起床的方桦,总是缺席朋友们在晚上11点之后的活动,因为担心早上睡过头错过班车。她连生物钟也开始和朋友们错位,对方晚上发来的信息,她总是在早晨6点才回复过去,来不及给失恋的朋友送上安慰。年轻的男孩陈真,只能把每天的游戏时间安排在两个小时的通勤路上,再也没法和朋友们“一起开黑”。地铁上,他玩了一把长达40分钟的单人游戏金铲铲后,抬头叹了口气:“地铁怎么还没到站?”

极端通勤,本质上是职住分离。对没有买房、也没有孩子的年轻人们来说,把钱花在睡觉上,和把钱省在睡觉上,差别并不大。但对一个家庭来说,极端通勤的痛苦是更具象的。

上海的工程师张枫,有一个不满两岁的孩子。有一回,孩子把自己反锁在家,孩子奶奶急得不行,求助的第一个电话打给了邻居——因为知道儿子太远,指望不上,“现在一般突发情况,我妈就不告诉我了”。另一位上海职场妈妈肖萧,把时间都耗费在通勤和工作中,陪伴孩子很少,她有些后悔地发现,因为家里老人的宠溺,两岁半的孩子至今需要大人喂饭。

下班时间,在北京上班的新手妈妈小安背着整包母乳踏上归途。她在和时间赛跑,2个小时之内,这包被称作“软黄金”的母乳,就会出现一粒粒的白色固体颗粒物,然后散发出难闻的馊味和酸味。但小安的目的地远在河北,要让宝宝喝上母乳,她要再挤1个小时地铁、坐20分钟高铁,以及骑30分钟电动车。为此,她准备了一个保温袋,白天在公司吸奶之后,再从公司吧台的制冰机里取出冰块,和母乳一起装进焖烧罐,再放进保温袋。

和她有类似烦恼的年轻妈妈不在少数。一位刚刚结束产假的妈妈,着急地在社交平台询问合适的背奶包:“我的通勤时间是一个半小时,马上要回归职场,不知道咋弄?”并附上了一个哭泣的表情。

即便孩子长大,通勤难度也不会降低,甚至有一部分父母,主动选择职住分离。早晨7点,天津津南区,妈妈杨琳给两个孩子做好早餐后,再驱车两个小时前往北京朝阳,和客户确认合同。杨琳正在习惯这样的生活,今年8月,她刚刚把户口落在“环津四区”之一的津南,选择这里被杨琳称作“唯一的办法”。

二十多年前,杨琳大学毕业,定居北京,在这里成家、买房、立业,只有孩子的教育成为最难解的题——由于没有北京户口,女儿被分配到通州区的一所普通中学,杨琳开车去看了,学校建在破旧的小区里,连大门都没有。

杨琳无法忍受这样的落差。她考虑过,过两地通勤的生活,比积分落户北京更简单。最终,她花了200万在津南买房,要是女儿成功考上了“十五所”(指天津十五所重点高中),就“相当于半只脚迈进了985的大门”,她就再拼一拼市里平均房价高出现在三倍的房子。

在天津陪读的北漂妈妈,已成为一个庞大的群体。建忠常年在北京和天津武清之间往返,他回忆,这几年来,高铁上的陪读妈妈越来越多——武清到北京的距离只有87公里,每天,京津城际铁路会在这两个城市来回30次,望子成龙的父母们像迁徙鸟一样乘着高铁来来往往。一位刚刚来这里的妈妈成了“当代孟母”,此前,她跟着父亲搬迁到沈阳,又跟着丈夫搬迁到北京。现在,为了儿子念书,她又来到了天津。

04城市的褶皱城市圈在扩张,催生了“睡城”的诞生——如燕郊之于北京、昆山之于上海,一线城市的周边区域,总是无法逃离成为睡城的命运,也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,住进了城市之间的褶皱里。

选择在昆山和上海两城之间通勤的晓妍,找不到更好的解决方法。今年6月,她和男友代疆住进了买在江苏昆山的婚房。70平方米的房子,210万元,几乎是两家人全部的积蓄。

买房之前,两人曾去昆山花桥镇看过房——那是江苏和上海的交接处,房地产商和房产中介向他们极力推销着这块地皮,打出的招牌是“不是上海,就在上海”。代疆看着这条双向四车道的马路,还是觉得比较魔幻:就几十米的距离,怎么对面的房价就贵了一万块?

距离北京CBD大约40公里的燕郊,是更为知名的“睡城”。乘坐大巴车从燕郊去北京上班的女孩苏河,总是要卡好时间点,保证自己有位可坐。她害怕自己没有座位,就只能坐到过道里的小马扎上,身高和视野都有些低人一等,就好像居住在燕郊的感觉——她所有的朋友圈子都在北京,自从住到燕郊之后,大家约饭都要将就她的时间、她的地点,以避免她没法安全回家。坐在小马扎上,苏河情绪几近崩溃,忍不住问自己:“为什么我要这样来回来去地通勤?”

疫情之后,“睡城人”的出行变得更为艰难。5月份时,一位住在燕郊的出租车司机,由于担心回家之后无法再返京,20多天没有回家,开车在整个北京城流转,晚上直接睡在路边。在早高峰的燕郊白庙检查站,小元骑着电动车,和车流人群汇在一起,等待交警检查通勤证。有时候,进京的队会堵到大上午,皮质坐垫被晒得滚烫,皮质的异味被激上来,熏得小元的头嗡嗡地疼。人群里,有人不甘地叹气,“再近,也不是北京”。

一个新趋势是,北上广深之外,极端通勤人群正在从非一线城市蔓延开来。各地城市的变迁,正在慢慢改造年轻人的生活。

济南女孩方桦,之所以需要横跨120公里去上班,是因为单位把新楼建在了济南新区。在通勤路上,方桦看到,越来越多的楼盘和产业大楼,在这一路上陆续拔地而起。近几年来,济南城区一直在向东发展,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了城市以东的位置,西边则变成了康养之地,济南的著名景点都盘踞在了这一头。这甚至影响了方桦的婚恋规划:“再有人介绍,要问清楚对方是不是也住在东边儿。”

在武汉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的阿瑜,几个月前刚接到通知,公司的班车时间又提前了——为了让大家能够在7:50前到公司,班车的发车时间变成了6:10。阿瑜所在的单位属于重工业行业,这几年来,市区的制造企业都要搬迁至周边,职工也就只能跟着奔波,那些曾经在原厂区附近买房定居的职工,如今反而成为离家最远的一批人。

有的人住在市中心,面临着工作地点的外扩,也有一部分年轻人,选择县里买房、城里上班的生活——那里有更好的工作和薪资。24岁的周歆,一直坐公交车从苏州乡镇到市区上班,往返3小时,而错过一趟,就再等20分钟。周歆只坚持了一个月,就买了辆车。不过,油费占到工资的五分之一。

也有很多房地产公司开始下沉到区县,比如河南洛阳。在房地产行业工作的洛阳女孩瓶子,想要在市区里找到地产项目工作,变得越来越难了——在市区,几年的疯狂扩张后,地皮基本被瓜分干净,开发商开始抢占县里的地盘。瓶子应聘了好几回,对方最起码的要求都是:“你得同意到县里工作。”

为了让来自市里的年轻人在县城买房,房地产公司想尽办法。比如业主孩子上楼盘周边的私立学校,能直接降10分录取。诸如宜阳、伊川这些紧挨着洛阳的县城,力度则更大,部分高速会对洛阳牌照的车辆免高速通行费。

各方驱动之下,不想买二手房又买不起市区新房的年轻人,成为了县城新房的买主,随之成为极端通勤大军的一员。

05抉择事实上,每一趟极端通勤背后,都是一道付出和收益的计算题。

代价是显而易见的。人的身体会随时发出警报,那个每天通勤6个小时的河北年轻人,在一次体检中查出窦性心律、多源房性早搏。天津医生郭志鹏,在开车过程中控制不住地心跳加速,这位心脏科医生终于开始忍不住担心自己的心脏。与此同时,他还要忍受由于长期站立手术导致的腰痛。另一位花两个多小时在动车里的铁路通勤职工,由于长时间处在气压失衡的封闭空间,听力出现了下降,他用“痛苦”来形容穿梭在隧道中的感觉。

精神问题也随之而来。一位每天从上海浦东张江通勤到徐汇漕河泾的33岁女士,一年之后,情绪绷得越来越紧,她从国庆假期第四天就开始为上班焦虑,也会因为想到通勤而失眠。在燕郊和北京之间往返的女孩苏河,因为那种被排挤出京的压抑感,不得不去看了心理医生,医生将其归因于甲状腺激素紊乱。

但也有人觉得值得。今年9月开学,杨琳得到了搬入天津之后最好的反馈——女儿放学回家,第一句话是告诉她:“妈妈,我终于可以和小学一样,周围都是‘正常’读书的同学们了。”

对于张枫这样的年轻人来说,极端通勤不过是在艰难的生活里,最简单的一件事——他想苦几年,再多赚点钱,买一套离市区更近的学区房,这份工作虽然远,但工资高了快一半。另一位将自己称作“深圳边角料女孩”的年轻人,主动放弃了走路10分钟的通勤,上车了每个月只需要580元的、远在大鹏区的公租房,不仅省钱,还可以躲避掉租房时“猥琐又爱占便宜”的二房东。那个住在乡镇、工作地点在苏州的女孩周歆,更没有选择了,她从事的是教培行业,但在乡镇,更多的工作是进流水线,服装厂、化妆品厂、机电厂。

保洁阿姨芳姐也觉得值得。十九年前,她从铁岭的大农村外出谋生,只有保洁这份工作坚持了10年——虽然辛苦,但没有风险。她曾经做过小生意,结果是全部赔光。相比于困和累,芳姐更大的心理压力其实来自于雇主,通勤路上,她总在暗暗祈求,不要遇到太苛刻的雇主。有一回,她打扫的是别墅,雇主嫌弃她的盒饭有味道,大东北的冬风里,芳姐蹲在别墅门口吃完了午餐。

极端通勤的人群里,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没毕业的实习生。一个学校在上海松江、工作在长宁区淞虹路附近的00后男孩,感觉通勤就像“每天站着军训四个小时”,他还买过一个折叠板凳带上地铁,但不好意思拿出来坐。另一个在重庆学新闻的女孩,实习单位和学校的通勤距离超过两个半小时,她有不少同学去了互联网公司,每个月的实习工资是她的6倍。但她还是珍惜这份能够美化简历的工作——初出茅庐的学生,总是需要为经验付出代价。

平衡完得失之后,也有人会选择离开。23岁的乔晶,今年刚参加工作,租下了距离公司通勤一个多小时的房子,才住了一个多月,就宁愿不要押金、换到了离公司更近的地方。在县城卖房的河南女孩瓶子,无法忍受工作上的不愉快,这让每天三小时的通勤时间变得不值,最终,她选择用辞职解决问题。

职场妈妈肖萧的离开则更加彻底,她计划明年离开上海,回到老家湖南,住进自己的房子,陪伴孩子成长——这或许是在经历极端通勤之后,她感知到的更有价值的东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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